那天在图书馆里看书，看到极困时，靠在通道的一只沙发上睡了过去。醒来时，睁眼便看见屋顶墙壁的一处亮，是从旁边玻璃窗户照进来的阳光。被玻璃过滤后的阳光，亮得那般温柔。
在朦胧的睡意中，我似乎穿过眼前这份阳光，回到过去那好多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
记忆中最早的阳光，是杨厝巷的老家。那真是一条狭窄的小巷，从巷的这头走到巷的那头，数着步子都可以走完。那时一家四口挤在小小的一间平房里，卧室和客厅都是靠一块木板隔开的。而房子的对面，就是一面斑驳的的老墙。我隐约记得有多少个清晨，我在石头砌的门槛边上，看着隔壁老大爷蹲在那面墙下刷牙，那突起的喉结、嘴边的白沫、还有落在老墙上的阳光，竟然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。而那道阳光的背后，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。
后来父母为了做生意，我们搬家到了镇上一个租来的房子，那是我第一次住进有楼梯的房子。相对于平房，一个有楼梯的房子对那时的我而言，就是脱贫的象征了。那年我8岁。
这新家所在的片区，叫“花园”。我至今也想不明白那个地面凹凸不平、菜市场里人们整天嚷嚷不断的地方，怎么可以叫花园。但是，就在这喧闹的新家，我悄悄地储藏了三载最快乐的童年时光，那也是记忆开始明晰的年龄。我记得我和哥哥在天台的花盆里种了一株西瓜，在哥哥的细心栽培下，竟然结果了。于是我经常都要上天台去看西瓜，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它长成一个大西瓜。而就在某个炎炎的夏日，我打开天台的门一看，却惊讶地发现，西瓜都被晒死了。那种心情啊，就像仙童打开院子发现人参果树被孙猴子掀翻了一样，伤心得不得了。那个夏天猛烈的阳光下，是一个孩子狭小的世界，和可爱的悲伤。
后来又从花园搬到湖西，从湖西又离家上了大学。那时候，哥哥已经工作了，为了省钱，在一处农民房的顶楼租了很小的房子，小到只有不到6平米，我们管叫它“碉堡”，因为从外面的路上很远就能望到这个房间。我最喜欢在假期跑去“碉堡”住上一阵。白天哥哥去上班，我要么穿过小树林去图书馆看书，要么就在小屋子里呆着，感觉极为自在。我记得某个午后，我一觉醒来，看到阳光照进了旧地板，照在了我的小毯子上，周围的一切显得如此安静，我沉浸在这安静里，什么也没有想，可就是单纯地感到愉快。那片阳光，自从搬离碉堡，再也没有遇见过了。可我却仍记得它，记得那个午后，记得安静阳光下的简单生活。
没过几年，我也毕业了，在深圳一个叫金银园的小区里租房子住。金银园里没有金银，有的是我年轻的惶恐。在无数个阳光普照的早晨，我脚步匆匆地走出小区，在街边随便买两个包子打发了早餐，然后就站上了拥挤的公交车。那时满脑子都是手头的工作，内心似乎总是充满焦虑的。而当我在思维的间隙里拨出一小点空间，瞥一眼头上的太阳，我又即被阳光所安抚。
再后来，因为换工作，住的地方又从深圳搬到了广州，住在车陂的农民房；因为女朋友住员村，所以经常又会去员村；后来为了创业，又定期跑去三元里拿货。车陂、员村、三元里，在我驻足过的地方，我都留下了有关阳光的记忆：车陂的阳光记忆，是洒在我房间的窗台的；员村的阳光记忆，是锁定在斜对面墙上的；三元里的阳光，是落在门口过道上的……在这一幕幕与阳光有关的画面里，我都曾感到安详。以致于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我都频频回望。
而我从未发现，所有温暖阳光的画面里其实都有阴影的存在。我不曾去想，为什么老大爷要在屋子外面刷牙，那是因为他家连个洗手间都没有；我不曾去想，那个种在花盆里的西瓜，其实即使没有被暴晒，也根本无法再长大和成熟；我不曾去想，在碉堡的安静生活里，妈妈的身体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，搬离碉堡的那一年她就病倒了；我不曾去想，金银园里我初入职场的希望，其实在半年后便彻底被厌倦感所替代；我不曾去想，员村的安详与快乐背后，却可能是感情的无终；我不曾去想，车陂和三元里之间我乐此不疲的奔波，仅换来创业项目的夭折。
如此看来，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酷，是这阳光，给了我们慰藉与幻想。躲在这慰藉与幻想里，我们似乎感觉自己得到了命运的善待。可是我又怎么知道，阳光与阴影，哪一面才是真相呢？记忆中的阳光，至少在当时那一刻，确实抚慰了我；而即使这些阳光不过是被我赞誉过度的虚构，它们也在我回望满目苍夷的过去时，提供了疗愈；况且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那些所谓的阴影，不也都过去了么？
生命里的那些阳光，杨厝巷的、花园的、湖西的、大学的、碉堡的、金银园的，车陂的，员村的，三元里的，让我相信，后面的路上，总还会有阳光的。生活里已经有太多的绝望和恐惧，可为了那些阳光，就该继续活着。
